作者：Charles Zhang
“在海上的每一天都像生活在监狱里。”
曾在台湾渔船上连续工作两年的印尼移工Rizky回忆起那段经历仍心悸：他每天被迫劳作 22小时；没有干净饮用水，只能吃变质面条；即便病痛缠身，船长仍要求他继续工作。两年过去，他不仅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还因为签证问题在被遣返途中，在南非被关押长达两个月。
Rizky的经历在印尼并非个例。在印尼，大量家政工、工厂工人、街头劳工与海外移工，正面临着低工资、无合同、无社保等困境。根据印尼统计局（BPS）数据，全国约有 7800 万名非正规就业者，占总劳动人口的 59.3%1；而国际劳工组织（ILO）指出，70% 非正规工人收入低于最低工资，42% 工人甚至拿不到应得的最低薪资。2与此同时，世界银行报告也显示，仅有 19% 的基础劳工拥有社会保障。3
这些劳工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却面临多种困境，在制度缝隙中被长期忽视、剥削与伤害。4
印尼基层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挑战
印尼弱势劳工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是收入偏低和工资拖欠。
在印尼，仍有大批弱势工人处于被剥削的低薪状态。根据世界银行在2024年发布的劳动力市场报告，大多数基础工人的收入集中在月薪 150 万至 200 万印尼盾（667～1117元人民币）之间，普遍低于各个省份的最低工资线。 在西爪哇省，2024年法定最低工资为490万印尼盾（2156元人民币），然而大量服装厂、加工厂的女工月收入仅仅为200万印尼盾（880元人民币）甚至更少5。
“我每月工资只够买米、交水电费，其余什么都付不起。”五年前，在雅加达一家服装厂“剪线头”的女工向我们抱怨道。她每月实际到手的工资仅500元人民币，不足当时雅加达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
“每个月光是买大米都要用掉我的大半工资，如果不是住在父母留下的房子，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在这个城市生存。”她无奈地对我们说。对于没有住房的工人来说，生存处境只会更加艰难。
在印尼，工资被雇主随意克扣、拖欠早已成为多个行业的“潜规则”。“只需在墙上贴招聘启事，工人就会蜂拥而至。”一位制铁厂老板直言不讳地道破现实。在工人的法律意识薄弱、维权机制形同虚设的背景下，即使遭遇不公，也鲜少有人敢进行申诉 — 因为他们知道，申诉大多数会石沉大海，还会惹怒雇主。
印尼弱势劳工面对的第二大挑战是：缺乏正式合同与基本社会保障。
据统计，印尼超过一半的基础劳工没有正式劳动合同6，这意味着他们无法享受国家医疗保险（BPJS Kesehatan）、养老金、工伤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一旦在工作中受伤或者突发疾病，工人们不仅得不到任何补贴，甚至会被立刻解雇。尤其像是家政工、街头艺人等非正规职业群体，他们被排除在劳工法的保护范围之外。这意味着，在他们遭遇克扣工资、工伤、性骚扰等侵害时，无法通过法律手段为自己讨回公道。
Yuni，一位曾在一户韩国人家做家政的女工，雇主原本承诺每月给她70万印尼盾（322元人民币）的工资，但最终她只拿到60万印尼盾（279元人民币），而雇主只是轻描淡写地对她说，“你的工作不值这个价钱。”更令人愤怒的是，Yuni曾在工作中被雇主家的狗咬伤，她向雇主提出报销部分医疗费，却被一句“你不用来了”打发走人。“没有合同，连受伤都成为了解雇的理由。”Yuni苦笑着说。
另一位家政女工 Ageng 则遭遇了“隐形加班”。起初，她和雇主只是口头约定每天工作不超过5小时，结果实际工时却远远超出这个时间。但月工资却始终只有原本承诺的 125 万印尼盾（约 547 元人民币）。雇主从未提及加班补贴的事，Ageng也不敢多问—她根本没有合同在手，连维权的起点都找不到。
“每天加班的那几小时，我们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Ageng说到。
同时，某些特殊工种还面临着更特殊的挑战。
除了长工时与低工资，家政女工还面临着更隐秘、更难以启齿的风险——性骚扰。JALA PRT，一家女家政工权益维护组织的数据显示，超过80%的家政工都是女性。而在性别层面上，家政工人还面临额外的问题—40%的女工曾遭受过性骚扰。
两位在雅加达工作的家政女工Yuni和Ageng均自述被雇主性骚扰经历。“雇主会从背后抱住我，抚摸胸部。”Yuni的遭遇并非个案。
而在制度之外挣扎的，还有另外一群看不见的劳动者—街头艺人。
在雅加达的街边我们偶遇了几位街头表演者“小银人”，他们没有任何劳动保障。他们在烈日下涂满银色油漆、站立不动数小时，只为了吸引游客拍照来赚取小费。“每天站八九个小时，赚的钱也只够一顿饭。”一位在雅加达市中心演出的艺人对我们坦言，他的日收入仅有13万～18万印尼盾（60～80元人民币），一旦生病或出事，只能自己硬扛。
“他们挣多少花多少。”一位工厂老板这样评价底层劳工的处境。没有积蓄、没有退路，一场小病就足以让他们的生计陷入停摆。而他们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局，并不是因为懒惰或能力不足，而是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让他们在意外面前毫无缓冲空间。
NGO如何帮助印尼弱势劳工？
面对这些困境，许多NGO正尝试以不同方式帮助弱势劳工。
在调研中，我采访了JALA PRT。自2019年以来，他们持续推动《家政工人保护法案》，但法案屡次被国会搁置，多次请愿也无疾而终。72023年，JALA PRT被迫走上极端之路—在国会大厦前绝食抗议。这是印尼极少数围绕家政工立法展开的公开行动之一。
“我们不想用伤害自己来抗议，但这是让政府听见我们唯一的方式。”一位成员在现场说道。当政府长期对弱势群体视而不见，他们只能以极端方式制造舆论压力，希望唤起公众共鸣。这场抗议最终迫使政府将该法案重新列入2024年立法优先清单。
除了制度改革，NGO也展开个案援助。
SBMI是一家关注移工权益的组织，为数千名印尼外派劳工提供法律支持，帮助他们追回赢得的工资。根据SBMI截至2025年的年度报告，他们处理的2688起案件中，约六成劳工成功追回工资。
但在跨国案件中，维权往往艰难且旷日持久。
SBMI告诉我，他们最常见的一类案例是：工人与印尼本地中介签约，被派到海外后却迟迟收不到工资。本地中介推诿说，是海外合作方没付款；而海外中介则否认责任，甚至“人间蒸发”。更棘手的是，许多工人根本拿不到工资单，手中的合同也是伪造的。这使申诉因为缺乏证据更加艰难，最终导致大量案件不了了之。
“我们不是律师，我们只是替他们找个说理的机会。”一位SBMI志愿者坦言。这句简单的话，道出了现实的荒谬：法律是写在纸上的，但工人的权利，从未写进任何地方。
与此同时，许多NGO自身也在崩溃边缘挣扎。JALA PRT目前仅靠一家芬兰工会的资助勉强维持运作，人员与资源都十分有限。目前，很多NGO都面临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不是我们不想帮，而是太多人等着我们帮助。”创始人Lita这样说道。
参考文献
2.https://www.ilo.org/regions-and-countries/asia-and-pacific/indonesia
5.https://www.bps.go.id/publication/2023″ \t “https://chat.deepseek.com/a/chat/s/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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