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雨菲，王紫瑜，薛汀蔚，张瀚升 

乡村和城镇基层女性乍看差异很大——一个在田埂上种地养羊，面对农业经营与乡村环境的挑战；一个在城中村里开美容店、摆小吃摊，应对高昂的租金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然而，看似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却都因为格莱珉而产生了交集。 

走近了看，她们需求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都需要被看见，都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团体，都需要一个证明自己能力的舞台。 

格莱珉中国总裁高战说：“格莱珉银行不仅仅盯着贷款，它要构建会员的整个生活系统和精神系统——要有交流、要相互看见、相互温暖、相互激励”。从孟加拉乡村生长出来的“五人小组、中心会议、会员公约”等制度设计，在中国乡村和城镇都找到了落脚点。 

格莱珉不管在乡村还是城市，使用的模式一脉相承，但具体的落地方式随着女性生活结构的不同而调整：乡村女性往往需要一个迈出家庭、参与社交的机会；城镇女性则更需要在这个城市里扎根立足、被系统承认的确认。 

同样的格莱珉模式，回应城乡不同的创业环境，并在不同生活场景中发挥出相似而深刻的赋权力量。 

不同的起点：勇气、成本与圈子 

来自城镇和乡村的会员女性，在自我认知、经营成本、社交网络等方面，呈现出一些现实差异。 

从自我认知来看，乡村女性更需要被激发创业勇气。 

传统乡村女性在一开始往往较缺乏独立创业的勇气。农村妇女长期承担照顾家庭和农业劳作的双重责任，难以获得独立创业的机会。“女性应该顾家”的传统思想让社区、家庭甚至女性自身都根植了根深蒂固的理念，也缺乏信心。 

格莱珉中国的朱晴经理提到，许多乡村女性第一次接触格莱珉时，并没有想借贷创业的想法。反而，她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如果你问女性‘你有什么特长’？她们都会说自己没什么擅长，什么都不会，更别提要贷款做生意。” 

在乡村，工作人员要发展会员，不仅需要前期长期入户走访，跟会员逐渐建立信任；还要邀请她们参加中心会议，用社群的力量去鼓励女性迈出创业的第一步。 

这种情况与在城市会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格莱珉的深圳的周会员和曾会员都表示，在加入格莱珉之前自己就有创业的想法。曾会员以前经营餐饮，在跟格莱珉借款时准备转行开美容店；周会员则先后经营过微商、美容院、洗涤用品。她们在加入时都有明确的创业想法，并希望用贷款完成商品和设备采购。 

城镇女性多是已决定创业后寻找资金支持，乡村女性常常需要被发掘创业的潜能和想法。 

在经营成本上，城镇创业资金门槛更高。 

两位深圳会员都提到，房租、水电、人工以及装修、设备等固定投入，是最大压力之一。 

曾会员的美容院在正式营业前，店铺装修和购买美容设备共投入约十万元。当时她已筹集大部分资金，仍缺约三万元启动资金，最终通过格莱珉贷款完成开店。她坦言，如果没有这笔贷款，美容院很可能无法按计划营业。 

相比之下，乡村女性的创业多属于小本经营。贷款主要用于购买烙煎饼的机器、搭建或修缮农业大棚、买化肥农药、买幼畜饲料等，金额通常在几千元到两万元左右，资金周转周期也更直接地与农业生产季节挂钩。 

关于社交网络，乡村和城镇存在深度和广度的差异。 

乡村女性的社交网络往往更深入，却也更封闭。她们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多数是亲戚或近邻，彼此非常了解，关系紧密。但这种网络很少跨出本村或本镇，朋友圈相对有限。 

城镇女性的社交网络则更广一些。她们来自五湖四海，通过工作、生意、社区等途径认识更多人，朋友圈可以延伸到不同区域。不过，这些关系往往不如乡村里的亲属网络那么深入和稳定，见面多是点头之交，缺少长期的情感支撑。 

格莱珉的五人小组和中心会议，恰好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交结构中都发挥了作用：在乡村，它帮助女性把原本局限于亲戚的关系，延伸成可以互相帮扶的闺蜜圈；在城镇，它把原本松散的点头之交，变成每周固定见面、可以倾诉和互助的社群。 

相同的给予：一笔自己的钱，一个可以依靠的圈子 

无论在乡村还是城镇，格莱珉回应的都是同一批人——那些有想法但缺机会、有能力但缺支持的女性。两地会员的生意规模、生活环境不同，但格莱珉满足她们需求的方式高度相似。 

首先，格莱珉满足了这些女性对资金自主支配的需求。 

乡村和城镇女性在加入格莱珉之前，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她们手里有钱，但钱往往不是自己能自由支配的。 

朱晴经理在培训中指出，乡村女性的钱多是丈夫外出务工挣回来的，“她们用在自己身上会觉得有愧疚感”。城镇女性虽然有更多就业机会，但深圳的曾会员坦言，没开店之前“想买比较贵的东西，觉得要省一点，毕竟没有什么收入”。钱虽然在手里，但是家中男性所给，不敢花、不舍得花、不能自由地花。 

格莱珉给予了女性真正属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钱。 

深圳的曾阿姨用3万贷款补上了开店缺口，店开起来后，她分享：“自己想买什么都可以，想做什么都可以。我还报了个瑜伽班！”。 

乡村和城镇的女性，都通过格莱珉拿到了“自己赚的钱”。这笔钱的意义不在于数额大小，而在于它带来的自我支配感，不需要感到愧疚、不需要舍不得。 

其次，女性获得社会支持和能力赋权的需求，也在格莱珉得到回应。 

钱只是入口。格莱珉真正给到会员的，是一个每周她们都期盼着去见见面的社交圈。 

在乡村，养兔子的王会员最喜欢五人小组之间彼此分享家常。养兔子需要的支持、在家受的委屈都可以跟姐妹倾诉。格莱珉中国总裁高战指出，乡村女性长期生活在缺少倾诉对象的状态里，“中国农村当下的女性自杀率可能全世界是最高的。精神系统没有交流，没有倾诉”。格莱珉的五人小组和中心会议，给了她们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 

在城镇，同样。 

曾会员提到：“没加入格莱珉之前，大家都是见面点个头而已，不会多聊天。加入之后，一个星期见一次，慢慢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周会员也说：“以前认识但不会相互串门，通过格莱珉这种模式，互相了解，关系信任度更强了，现在没事都会去彼此那儿聚聚。” 

格莱珉的朱晴经理用一句话概括：“只要是女性，都需要被看见，都需要有一个团体，一个可以宣泄的地方。” 

这句话不分乡村和城镇。格莱珉在两地做的，都是同一件事：给她们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一个可以被看见的圈子，一个在困难时可以求助的群体。 

不同的用法：生产积累与风险缓冲 

乡村与城镇会员对贷款的使用重点存在明显差异。乡村会员更多把贷款转化为生产性资产，城镇会员则更多把贷款用作应对高经营成本的周转资金。 

在乡村，格莱珉会员的贷款主要流向生产性投入。乡村商业以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为主，资金直接换成种子、化肥、幼畜、饲料或生产设备，形成相对清晰的投入—产出循环。 

陆口村会员分享：“我最开始贷两万块，来建大棚种蔬菜，后来又贷一万买车，还用于养猪、买化肥。”王阿姨则连续十年每年贷两万养兔子，今年准备转养荷兰鼠，已经搭了一半的棚子。贷款帮助她们从单纯的家庭照顾者，逐步变成有独立创收能力的生产者。 

城镇女性面临的商业环境则更为复杂。美容店、餐饮店等实体经营伴随高昂的房租、水电、装修和设备成本，贷款的主要作用是填补启动缺口和缓解短期现金流压力。 

深圳曾会员的美容院在正式营业前，装修和设备共投入约十万元。她已筹集大部分资金，仍缺约三万元启动资金，最终通过格莱珉贷款完成开店。她坦言，如果没有这笔贷款，美容院很可能无法按计划营业。经营过程中，每周还款压力也更直接：“一个星期如果没有多少人来办卡，除掉成本之后，周还的话，压力真的会大很多。所以大家有压力我们都会说出来，互相帮忙帮衬一下。” 

周会员同样把贷款用于微商囤货、美容院和洗涤用品等经营周转。对她们来说，贷款不仅是启动资金，更是应对城市高固定成本、防止短期现金流断裂的缓冲垫。五人小组的互相办卡、介绍客源，也成为缓解经营压力的重要支持。 

城乡经济形态的差异，决定了贷款在两地发挥的侧重点不同。乡村贷款更侧重于帮助会员积累生产性资产、形成持续收入；城镇贷款更侧重于帮助会员应对高经营成本、平滑现金流风险。但无论用途如何变化，格莱珉都通过五人小组和中心会议，给她们提供了资金之外的社群支撑。 

尾言 

乡村和城镇的基层女性，面对的经营成本、社交结构不同，对贷款的用法也存在差异。 

但走近了看，她们的核心渴望是一样的：被看见，被支持，能自己说了算。 

格莱珉给了她们同一样东西——一笔真正属于自己的钱，和一个每周都在的社群。钱带来支配权，社群带来勇气和支撑。 

真正的赋权，从来不是替她们解决问题，而是把选择权交还给她们。从田埂到城中村，格莱珉回应的不只是不同场景下的资金缺口，更是基层女性共同的愿望：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