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人权组织的春天来了,中国企业怎么办?

“中国企业存在很严重的人权问题。” Abuduker情绪激动地说,“如果员工对企业提出什么要求的话,第二天就会被解雇。”Abuduker是一名大四学生,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读人权专业。

2019年5月4日,联合国世界新闻自由日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和十多位来自埃塞俄比亚及其他国家的媒体人和人权活动家,前往亚的斯亚贝巴的市郊参观东方工业园——这是埃塞俄比亚第一个工业园区,同时也是中国企业的聚集地。

他们大部分人此行的目的,正如南苏丹的自由媒体人Jorgo·Peter所言,是“调查中资企业是否给当地社区带来了好处,以及相关的人权问题”。

自1991年梅莱斯上台以来,埃塞俄比亚积极学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向东看”的口号,“东非小中国”的名号响彻非洲。对外开放、出口加工、经济开发区、五年计划、复兴大坝……过去30年间,中国人熟悉的一幕幕,正在这个遥远的非洲国家上演。许多到过埃塞俄比亚的中国人都说,“这个国家,很像30年前的中国。”

然而,2018年2月,随着梅莱斯政权宣告破产,埃塞政策也发生了转向。新总理阿比·艾哈迈德上台,进行了一系列具有西方特色的改革:放松言论管控,推进民主政治进程,打破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使中国企业在埃塞的发展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人权组织在埃塞的的再次崛起与壮大,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从“向东看”到“多元化”,埃塞俄比亚的形势变化

为什么前后两届政府会在国家战略上有如此大的反差?这要从埃塞俄比亚的民族历史讲起。

埃塞俄比亚境内有80多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四个主要势力:提格雷人,奥罗米亚人,阿姆哈拉人和南方州联盟。由于选民都倾向于支持本民族的领导者,因此民族之间的联合和对抗往往是造成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的主要因素。

在埃塞历史上,占现人口总数27%的阿姆哈拉人的统治时间最长,从延续了700余年的所罗门王朝(1270-1974)到后来实行军事极权统治的门格斯图政权(1974-1991),都是阿姆哈拉人领导的政权。直到1991年,以提格雷人为核心组建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埃革阵)推翻了门格斯图政权,才开启了提格雷人执政的时代。

革命后的第一位领导人梅莱斯·泽维纳被称作是埃塞俄比亚的“邓小平”,他没有像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建立多党制或民主选举制度。相反,在掌权的20多年间,他建立起了强大而有效率的中央政府,从而能够推动全国政令统一,大多政策能得到充分贯彻,这些都与梅莱斯对中国模式的学习息息相关。

位于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承建的“中埃友谊路” 拍摄/黄菁旸

1995年,梅莱斯第一次访问中国。在深圳,他被这座城市短短十几年间的迅速发展所震惊,遂下定决心,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经济;其继任海尔马里亚姆也曾多次公开指出,在国家发展上,借鉴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积累的成功经验十分重要,中国是埃塞俄比亚值得学习的榜样和发展伙伴;前总统穆拉图更是亲自前往中国学习并获得北大博士学位,还把儿子也送去中国留学。

事实证明,梅莱斯政权对中国模式的学习是卓有成效的,埃塞国民飞速提高的生活水平以及过去10年年均10%的GDP增长率就是最有效的例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的发展也势如破竹。中国外交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埃贸易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在中国的参与、援助下,埃塞俄比亚建成了非洲第一大水坝-复兴大坝、第一条国际铁路-亚吉铁路、第一个工业园-东方工业园……数不胜数的中国“印记”昭示着中埃合作的光明未来。

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最大的超市之一,中国人建造的“友谊超市” 拍摄/黄菁旸

然而,2018年,埃塞“向东看”的国策随着提格雷人政权的破产戛然而止了。起初,生活在首都周边的奥罗米亚人对首都扩张项目心存不满,后来逐渐演变成反对政治专制、反对言论管制、反对侵犯人权的全国性抗议。最终,总理海尔马里亚姆为了平息内乱,提出辞职。提格雷人20年多年的统治结束了,“东方”的光芒也就此黯淡。

提格雷人政权倒台后,来自奥罗米亚族的阿比·艾哈迈得被推选为新总理。这个民族最早接纳西方传教士,信奉东正教,也是埃塞人数最多的民族。阿比一上任就大搞改革,政策与前任总理大相径庭:释放近千名政治犯,解禁人权组织,推崇言论自由……这一切都非常符合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普世价值。

阿比就像一个政治明星,出访美国、欧洲各国,因为其开明的施政方针受到西方各国媒体的赞美。埃塞俄比亚许多媒体也因局势的变化,一致地转换了风口:几个月以来,关于中国企业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模式从“向东看”逐渐转变为“多元化”,中国企业的未来扑朔迷离。

“再见,提格雷人;你好!人权组织”,埃塞体制变革与人权组织的复苏

埃塞俄比亚的政权更迭与体制变革也深刻影响着人权组织的发展。在提格雷人的严格管控下,埃塞人权组织经历了多年“寒冬”。现在,伴随着阿比响亮的“民主”口号,人权组织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非洲联盟(Africa Union)外,各国国旗迎风飘扬 拍摄/黄菁旸

1991年,埃塞俄比亚人权理事会(EHRC)作为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第一个人权组织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成立。现任CEO Biniam Abate说,从1991年门格斯图政权倒台直至2009年,埃塞俄比亚的人权组织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在不断增长。截至2009年,全埃塞人权组织的数目达到了57个。 以EHRC为例,2009年该组织共有七十多名雇员,总计收到赞助金额高达两千万美金(主要来自美国民主促进基金会与各国使馆)。

人权组织不断壮大,终于给自己招来祸患。2005年大选,政府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是反对党的支持率大大升高了,这令政府感到震惊,怀疑是人权组织“从中作祟”,如挨家挨户推广宣传,暗中聚集选民支持反对党。另外,通过资助埃塞本地人权组织,许多境外力量,如承担了美国大部分对外非军事援助的政府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undation)-和美国非盈利组织直接进入埃塞,有时会全权负责埃塞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和能力培养项目,群众呼声越来越高。

政府的担忧和忌惮不断积蓄,终于在2009年爆发:《2009埃塞俄比亚慈善与社会法案》(The 2009 Ethiopian Charities and Societies Proclamation)由此诞生。这一法案规定了国内人权组织接受境外资金的比例不得多于总资金数额的百分之十。这对很难在国内获得充足资助的人权组织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最终,57个人权组织中,只有5个存活了下来。埃塞人权组织的发展状况一夜之间从“顶峰”跌到了“谷底”。

“在资金不够的情况下,人权组织们只能裁员,或者撤掉自己的分部。” Biniam Abate说,“即使对于存活下来的组织,也有百分之八十的雇员被裁,百分之八十的分部被关闭。”

“现在我们只剩16个雇员,过去五年主要依靠欧盟公民社会基金(European Union fund of civil society)每年十万美金的资助维持活动,因为它没有被算作是境外资金。”

中南屋调研人员与Biniam Abate在埃塞俄比亚人权理事会

除了人权组织,埃塞俄比亚境内也不乏独立的人权活动家。他们的力量虽然相对弱小,但也同样关注着埃塞俄比亚的民主进程。

Befekadu Hailu正是其中之一。作为埃塞最活跃的人权活动家,Befekadu于2012年成立了著名的人权小组The Zone-9。在前任政府的严格管控下,他四次被捕入狱,但依旧坚持为人权而战。“我无法保持沉默,政府越想扼杀多元化,就会有越多的人挺身而出进行反抗。”

2018年2月,海尔马里亚姆总理最终没能平息这种反抗,宣布辞职。这也是埃塞的人权组织与人权活动家们一直以来的诉求。新总理阿比继任三天后,近千名政治犯被释放出狱,Befekadu就是其中一员。他激动的表示,“我们赢了。”无数像Befekadu的人权活动家终于迎来了他们的春天。

目前,Befekadu与朋友正在注册自己的NGO,这之后,“我有乔装进入中国企业进行调查的计划。”同样在撰写计划书、争取外资赞助的Biniam Abate也指出“中国企业的确有许多侵犯人权的问题,随着人权组织的发展壮大,针对中国企业人权问题的调查将会越来越多。”

世界新闻自由日后,西方及埃塞本地媒体、人权活动家正在参观华坚鞋厂 拍摄/黄菁旸

“狼来了”?经济形势之外,中国企业挑战与机遇并存

事实上,在受到人权组织广泛关注前,中国企业近几年在埃塞的发展已是举步维艰。由于埃塞俄比亚外汇储备严重不足,企业面临无法收付的风险,再加上埃塞央行规定该国货币比尔大幅贬值15%,中资企业损失严重。在埃塞的中国人数量从几年前的十五六万缩减到如今的五六万人。

如今,随着人权组织的复苏,越来越多的人聚焦中国企业的劳资关系、工作环境、加班强度……中国企业“如履薄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毕业于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律师Yisak说,自己有同学在东方工业园的中国企业工作,一月的薪水仅有25美元。“甚至很难支付日常的交通费用。”

面对饱受诟病的薪水问题,华坚鞋业的中方管理人员李华则表示“埃塞的劳动法里并没有提到最低工资标准,况且没有我们这些企业,他们就会失业,这样就颗粒无收了。”她感到不解,“而且我们的工资水准在同类型企业里已经算中上等了。”

亚的斯亚贝巴郊区的路边,埃塞青年正在给客人擦皮鞋 拍摄/黄菁旸

其实,许多针对中国企业侵犯人权的批评,都让中国投资者难以理解。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双方对人权的理解和认知不同。

东方工业园建立以来,上缴税费总额8200万美元,带动周边发展,解决了17200人的就业。在中国投资者看来,这就是对当地居民人权的切实保障。就像中国某建筑企业高管所言:“如果连基本的生存都不能保证,那谈何人权。”然而,人权组织关注的是每个人的尊严和平等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这种对人权的不同认知无疑造成了中国投资者与人权组织间的代沟,也为中国企业招来了更多的负面评价。

面对媒体及人权组织的质疑,许多中国企业的形象管理与危机公关能力也十分堪忧。“很多中国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就想安安心心赚钱。一旦遇到外媒采访、政府递信,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语言都不懂。”东方工业园一位高管周宁(化名)表示:“这样的企业在园区内甚至占了近70%。”

华坚鞋厂流水线上工作的本地员工 拍摄/黄菁旸

人权组织的再度复苏使得针对中国企业人权问题的质疑也越来越多,而中企的管理者还缺乏必备的公关能力。这一现状可能会对中国企业的发展产生诸多影响。

首先,工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有可能使中国企业的隐形成本增加。因为工人在劳工与社会事务办公处的投诉,东方工业园的水泥厂就曾在2019年1月份被勒令停产整改,还要无条件遵守工人们提出的21条改进意见。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企业要更多的考虑劳动保障,劳动环境以及当地社区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人权组织的回归也让其在埃塞的投资环境充满更多不确定因素。“许多被前任政府判定非法并驱逐出境的政治组织被重新召回。” Biniam Abate表示“许多人都是有武装的。他们以维护民主为由回国,有时却制造了更多麻烦:虐待别人,有时甚至会杀人。”武装团体的存在会制造许多混乱,对于任何企业的经营而言都是新的风险。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权活动确实也为创造更加自由、透明的投资环境做出了贡献。美国自由撰稿人Eric Johnson表示,在西方投资者看来,一个自由的国家是更有利于投资者的。这样就意味着或许会有大量西方企业进入埃塞市场,与中国企业形成竞争;许多竞争力不足的中资企业或许将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对中国企业而言,更多的竞争,更高的经营门槛,虽然是挑战,同样也是一种机遇。东方工业园高管周宁坦诚地说:“中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在管理能力上的确不能与西方培养的管理人员相提并论。”充分的竞争与更高的经营门槛或许会倒逼中国企业提升自身的管理与经营能力。最终遴选出一些可以与西方大企业同台竞争的国际化、现代化的企业。

位于东方工业园内的三圣药业有限公司外景 拍摄/黄菁旸

在回亚的斯亚贝巴的路上,Abuduker仿佛对此次参观不太信服:“我们看到的不是工厂真实的样子。”

关于中国企业的某些印象已经深入人心。在人权组织扩张发展的今天,要改变这种印象,正确理解与应对人权组织的调查质询,对于中资企业而言,是比筑路搭桥更迫切的事。

作者:李哲宇  黄菁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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